除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外,人类的“生态需要”正日益显现。“生态需要”是在一系列科学思想基础上形成的一个理论范畴。这里的“生态”在生态学中被解释为“是生物与其赖以生存的环境在一定空间的统一”,是一个具有动态性、协同性和无限性的概念。人类作为具有高智能的有机体必然要不断拓展其生存的空间;这里的“需要”是一个人与自然的复合体系,随着人类社会生产的发展而不断被扩展和丰富内涵,也具有动态性、协同性和无限性的特点。与人类的其他需要相比,生态需要具有典型二重性特征:表现在从生态需要的性质看,它一方面具有物质需要的属性,即其实现要反映在人对生态需要的物质拥有上;另一方面又具有精神需要的属性,即表现在人对生态需要是一种精神上的愉悦和欣赏上。生态需要作为一种高级需要的组合形式,不仅能提高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质量,还能从生态学意义上促使人类需要结构合理化发展。它是人类需要结构体系中不可或缺的“第三种需要”。
在需要“二元结构(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论”占主导地位的当代,人类社会是不可能整体推进的。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各国虽先后把发展战略调整到旨在满足人的物质与精神的双重需要上来,但同样忽视了满足人的生态需要及其对经济增长、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以致酿成了严重威胁人类生存的十大灾难性后果:沙漠化日益严重;森林遭到严重砍伐;野生动物大量灭绝;世界人口急剧增长;水资源缺少;渔业资源逐渐减少;河水被严重污染;大量使用农药;地球温度明显上升;酸雨现象正在发展。上述问题得到生态科学、经济科学界提出的一系列论据的支持。系统科学、生态科学、经济科学等新思想的渗透,使得人类自我发展意识发生了质的飞跃,诸如“地球村”、“全球一体化”、“新的世界体系”之类的修辞性术语便是人类整体发展的前兆,表明人类已开始从功能与结构、整体与部分、主体与环境之间相互制约的关系之中展开立体思维去审视现实和未来。人类发展的整体观把人们的科学视野引向“可持续发展”的宏观思辩和深层结构动力机制分析。生态需要的客观显性化及其结构导向规律的发现导致人类文明史上的一次“生态革命”。这场革命引发了人类发展的五种观念的更新:从人与自然相分离的观念向人类是自然的部分和人、社会、自然相统一的观念转变;从人类对自然界进行掠夺统治的观念向人类对自然界进行精心保护的观念转变;从局限于区域性的急功近利地开发自然的价值观念向着眼于未来、造福后代所肩负使命感和价值观念转变;从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狭隘的财富观念向物质财富、精神财富和生态财富的广义的财富观转变;从单纯把自然视为人类生存的物质条件的观念向在人的社会生活和自然环境相协调中获得审美享受的观念转变。上述诸观念的变革是人类濒临“危机综合症”所做的文明而理智的选择,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因祸得福”。
经对我国“八五”至“九五”期间生态环境结构变动计量及其年经济损害值的验证分析,所得结果同样证实,生态环境污染已极大地限制了经济增长,说明满足生态需要客观上要求人类必须对实行的经济增长方式进行实质性变革。研究表明,在新世纪前十年,我国国民经济增长率控制在7%左右为最优选择,同期,国家环保投资必须提高到占GDP的2%以上;否则,“十五”期间就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不仅生态环境仍不能得到根本的治理,国民经济发展也将同样处于负增长状态,且人民的生态需要仍然不能基本满足。既然7%左右的增长速度是“十五”计划的最优选择,那么“集约型”发展战略的实施,势必要紧紧抓住控制人口增长、治理生态环境、多方降低社会成本这些关键问题,以最大限度地满足人们的生态需要为战略重点。具体要充分利用生态需要结构导向规律,大力发展生态产业,科学利用生态技术体系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积极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绿色发展道路,以确保“生态—经济—社会”三维复合系统的良性循环与可持续发展。